在吉林市,有一家开了24年的女子旅店。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现在房费涨到了五元,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把这里当成落脚地;还有人在这里“养老”。
吉林市一家开了24年的女子旅店。新京报记者肖薇薇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编辑 | 胡杰 校对 |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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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傍晚,背着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门走进旅店,挂断电话,手冻得通红。这是郑秀娟来吉林市的第八天,还是没找到活儿,她瞒着家人住在这家五块钱一晚的旅店。
“来住宿吗?”烫着棕色短卷发,穿着牛仔马甲和黑色绒衣的小个子女人,趿拉着鞋从门口的小屋走出来。
这是旅店的老板孙二娘,今年68岁了,她每天透过小屋玻璃窗打量着每一个进店的女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就交,没钱拉倒。”在住客眼里,这个小个子女人性格泼辣,像《水浒传》里的孙二娘。
开业24年来,旅店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她们中最年长的超过70岁,最小的刚过30岁。
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孙二娘记不清,最多时一晚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以前大通铺上躺满了人。
在过去10年时间里,房费从两元涨到了三元、五元,来这里住的人少了——“干一天活,活一天”。
“避难所”到落脚点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卧的有四个女人。
刘桂兰是高低床的下铺,她倚靠着墙坐在阴影里,身旁放着一只收音机,放着戏曲的调子。
11月13日晚,熄灯前,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唠嗑。新京报记者肖薇薇摄
刘桂兰额头留着两缕黑色刘海,往后扎起的黑发间,显出一小圈白色的发根,她今年77岁,是宿舍里眼下年纪最长的一位。
她已经断断续续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这是刘桂兰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地。老伴患癌去世后,家里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债,两个儿子出门学瓦匠和木工,女儿也在外地打工。十多亩的苞米地,苞米两毛钱一斤,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几个钱。
庄里几个女人进城打工回来时告诉她,城里有活儿干,能挣钱。她卖了家里的土房,还上一部分债,揣着几十块钱,收拾几件旧衣裳去了吉林。
50岁的何芳刷着手机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后,她出来打工,在附近一家饭店上早班,每天从早晨7点上到下午五点。
65岁的郑秀娟则用手机跟孙女视频。她这一趟来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没接到活儿。她个头高,丰腴壮实,力气大,“以前基本上没愁过活儿,有时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儿”。
这一趟郑秀娟出来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来天,她的双手十指被割出细细长长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缝儿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记。她休养了几天才来找活儿。正赶上农忙结束,农村来挣钱的人多起来,“找活儿就难了”。
裹着被子躺着的张清64岁,她头发灰白,面色显得暗黄,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褶皱。在几个女人里,她是被家暴多年后,“净身出户”后孑然一身来到了这间宿舍。
在老板孙二娘印象里,刚开店时,住客几乎都是这样的单身女人。她们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有人还带着几岁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
孙二娘记得,刚来宿舍的女人几乎都不说话,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泪。“没有人问起伤心事,大家都明白,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苦。”
“虽然叫宿舍,其实就是个旅店。五六十岁的女人,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出来挣几年钱,找活儿时上这儿住几天。”
新的住客来来往往,孙二娘很难记住她们每个人的样貌。“现在来这儿住的都是农村来的没钱的女人,比起十几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挣着钱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农村,离婚的女人也没人说闲话,很快能开始新生活。”
从啥都干到“挑活儿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郑秀娟起身,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她拧开水龙头,俯下头张口接水,水流细小冰凉,快速“刷刷”几下刷牙漱口,双手捧水拍在脸上,狠搓几下。然后从包里摸出梳子,站在门厅墙上挂着的大镜子前,沾点水抹上前额的头发,仔细往后捋顺头发,紧紧扎起。
三两下叠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围巾,刚过6点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侧身往外走。见孙二娘屋里亮起了灯,郑秀娟对着玻璃窗小声说,“今儿肯定能下户干活了,不得来住。”
昨天,家政中介给她介绍了一家保姆活儿,她要去那家看看情况。中介说,这家老人身体不错,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务就成,要合适让她赶紧上工。
郑秀娟在楼下小吃店喝了两碗粥,中介还没开门。十字路口零星站着等工的人,有个五六十岁的女人拿着硬纸板,写上“干零活,刷涂料,打扫卫生”。
吉林市劳动力市场旧址,招工小黑板前站着等工的女人。现在家政服务成为这些女工工作的主流。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每天,郑秀娟和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这家中介的屋子里,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五、六个雇主来招工。这些天价钱压得很低。1500元一个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抢不着的“俏活儿”。剩下的大多是照顾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儿重,工资开得却比往年低几百块钱。
傍晚天色暗下来,宿舍亮起灯,郑秀娟背着鼓鼓的大包推门进来,围巾胡乱裹住脸,头发凌乱,脸冻得通红,眉头紧皱,对着门口小屋玻璃窗,声音嘶哑,“二娘,今晚还住这儿。”
对于郑秀娟而言,没活是没接到好活。她们会挑活儿,待遇好、轻松的“俏活儿”难抢。
但刘桂兰、张清等早一批来宿舍的女人,她们几乎没有挑过活儿,“有什么活儿都去干”。
刘桂兰没识几个字,只能卖力气,她干过工地上的活儿,挑砖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饭店打零工,刷一天碗,从早上4点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挣到十块钱。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黄松甸摘木耳,她坐着摘四五个小时,鞋子都浸湿透,换双袜子又回去继续摘,干几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消炎药膏抹抹。
岁数越来越大,对这些女人来说,找活儿时,首选都是保姆和饭店服务员。
那时还没有家政中介,起初,这些工作对年龄的要求并不严苛。特别是保姆活儿,六十多岁的女工照顾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见。
眼下郑秀娟明显感觉到,六十多岁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儿,等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上65岁就更不好找了,24小时护理老人的活儿干不来了。”
在医院协助护士护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块钱,包一餐饭。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好活”。但对女子宿舍的几个人来说“医院的活儿可不好干。”郑秀娟就说她接不了护理病人的活儿,她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药名都不认识,怕“误事”。
刘桂兰在六十岁以后,头发一点点白了,雇主一看便说年纪太大,招不了。为了显得年轻,她学着宿舍里的人,买来两块钱一盒的染发膏。每过上几个月,染黑的头发里露出新长的白发,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楼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劳动力市场。早上三四点,找工的人就开始聚集,胡同里分成两排,分别站满挎着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着走就行”。
2006年,劳动力市场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里开了十几家家政中介,雇主都与中介联系。
经历过劳动力市场的刘桂兰等人不喜欢现在的雇工模式。“我们那时候才300块钱一个月,中介费得收50块钱,来宿舍住一晚就得2块钱,哪能剩下什么钱。”刘桂兰说,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费,在胡同里站着等活儿,有时站一天,都见不到雇主来问,只能也找中介。
而现在郑秀娟干保姆,一般一个月都能有两千多元。她们更愿意找中介,“第一个月收10%的费用,能管一年的介绍费,有的人干一两个月,不合适了就回来,中介再给找”。
现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证后,染头发这一招也不管用了。刘桂兰只能偶尔接到发传单、清洗人参这些活儿,但今年清洗人参的活儿也被机器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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