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春芳
195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渡海作战兵团发起的海南岛战役，创造了由陆军乘坐木船突破国民党军队海、陆、空立体防线的奇迹，成功实现了敌前登陆，登岛后实施快速追歼，完全解放了海南岛。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渡海大作战胜利的战役。
海南岛战役的特殊之处在于陆海相隔的极端不利，给四野制造了作战的极端不利，突破这种极端不利在四野乃至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并无先例，在海南岛战役发起之前，还有金门岛战役失败的惨痛教训。华南和广东党组织、政府将配合海南岛战役作为1950年的第一项任务来办；地处前线的广东南路，从西边的钦县、防城、北海，到东边的阳江、电白、茂名，特别是位于核心区的雷州半岛，给予渡海兵团强有力的支援，为渡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战前的不利因素
战场胜负虽有偶然因素，但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四野在海南岛战役中的战绩亦应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四野接到解放海南岛的任务时，这三方面的因素远远谈不上有利。
“天时”上，如果不能尽早解放海南岛，时间一长，岛上立足未稳的国民党守军不仅可以有更多时间部署防守，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还对岛上的琼崖纵队构成严重威胁，一旦拖到了以东南季风为主的夏季，更缺乏利于以木帆船渡海的天气条件，因此，天时上是不利的。“地利”上，南路虽然距离海南最近，但对于没有渡海工具的四野来说，不具备“地利”条件，成为解放海南岛的最大难题。“人和”上，参战的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两个军都是四野头等主力部队，中南地区解放后，四野的其他部队都转入了休整，他们却要打一场风险极大的渡海登陆战役，部分指战员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混乱。部队大部分为北方人，不习水性，许多战士看到惊涛骇浪的大海和飞机、军舰产生恐惧心理，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南路全境刚刚解放不久，大部分都是新区，国民党军逃离大陆时，把渔民的船或掠走，或烧毁，为的是不给解放军留下渡海的工具。渔民虽然藏下来一些船，但群众对解放军缺乏了解，还有土匪、特务造谣破坏，武装威胁群众，使得渔民不愿意轻易把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拿出来给解放军。南路财政窘困，民间穷苦，资源贫乏，这都是不利因素。
以上不利因素，在战前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中央军委和四野及作战兵团领导的正确决策部署下，在战役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下，在南路和海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全体指战员通过主观努力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打赢了一场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人民战争。
变不利为有利
“天时”上变不利为有利。作战兵团设计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具体作战方针并获中央军委认可。此部署可抓住有利天时，利用有利风向和潮汐实施数次小规模潜渡登陆，在大规模强渡前增加岛内我方力量。经过准备，1950年3月5日、10日、26日、31日，两个军的小股渡海先锋部队分四个批次成功实施“偷渡”，登陆海南。“偷渡”的日子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当地渔民师傅充当了“土天文台”，给出了在风向、潮水等方面有利的日期建议，帮助部队帆船顺风登陆海南。4月，随着夏天临近，有利的天气条件将逐渐减少，作战兵团根据当地政府和渔民提供的天气、风向、潮水等方面的情报，决定了大军强渡的日期。4月16日，2.5万多人乘500多艘船只在预定地点出发并登陆成功，在随后的战斗中摧毁了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精心构造的海、陆、空立体“伯陵防线”。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历史证明，海南岛战役时机的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天时上化不利为有利。
“地利”上变不利为有利。琼州海峡天险难越，对练兵备战提出了极高要求，南路是大军练兵备战的理想之地，因为这里是距离海南岛最近的大陆。琼崖与隔海相望的雷州、高州、钦廉，当时通称广东“下四府”，语言、风俗有共通之处。长期进行干部交换、情报交流，两地党组织共享设于广州湾（今湛江市区）的交通情报站。渡海部队进驻南路后，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迅速组织170多艘船、400多名船工，分批驶到雷州半岛，支援渡海作战。选派30多名富有经验的党政军干部潜回雷州半岛，向渡海部队详细汇报海南守敌的兵力部署和设防情况，介绍海南各港口、海岸线的水文、气象，为渡海提供可靠情报。为接应渡海部队，琼崖纵队和各级党组织还组织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为渡海部队登陆接应、带路、翻译。南路还有更多的“地利”条件，特别是雷州半岛。首先，雷州半岛南北长约140公里，东西宽约60～70公里，面积0.78万余平方公里，以台地为主，次为海积平原，地面坡度一般仅3～5度，北部为和缓的坡塘地形，海拔25～50米。这种地形有利于快速修筑公路、发展交通以运送兵员、粮草和武器。半岛三面环海，港湾众多，树多林密，有利于部队和船只的隐藏，使得驻军多达10万之众。半岛由于地形的关系常年多风，东北风、西北风多集中在12月至次年三四月，有利于帆船往南直奔海南岛。雷州半岛东北端的湛江市（第四十三军军部驻地）是南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粤西的经济重镇，财税、土特产集散地，粤西、桂东南等地的许多土特产都是通过湛江出口远销，商业较为兴旺，这对解放军的物资补给较为有利。湛江市的财税收入相对于其他地方也会高些，对于解决部队的租船、修船经费及其他开支也较为有利。
“人和”上变不利为有利。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是大陆败退过去的残部，士气低落。相对而言，虽然四野渡海兵团缺渡海工具缺海战经验，但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对指战员们心理鼓舞巨大。部分指战员初时有过担心、害怕甚至抗拒的心理负担，针对上述思想状况，渡海兵团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作为战役准备工作的首要任务，开展了阶级教育与生死观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联系“李闯王”等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批判“半途而废”的思想，大大鼓舞了士气。南路群众一开始对于征船征工并不积极甚至逃避抗拒。1950年2月初，南路支前司令部举行工作会议，号召各地采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把军民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搞好，团结一致完成支援解放海南岛的任务。野战军各部也作出春节期间开展拥政爱民各项活动的指示。各地在春节期间普遍开展了军民互助、联欢活动。
随着支前工作的展开，群众顾虑打消，支前热情高涨。南路人民省吃俭用支援前线，修路修桥，捐粮捐物，共征集粮食大米355万市斤，稻谷1305万市斤，柴火2746万市斤，马草1237万市斤，还有汽车燃料木竹料等大批物资，千方百计地满足了渡海大军的供给需要。
同时，随着军民关系的进一步融洽，以及征船工作方法的改进，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四野渡海作战兵团在南路共征集到大小船只2666艘，超出了原先预计的1000艘。还筹集了救生圈、泅水用具等大批渡海器材；动员招募船工、舵手4106人，其中雷州半岛船工舵手3090人。动员和组织了舵手、船工、渔民1.8万多人帮助解放军海练。解放军各师以团为单位，成立水手训练队，各连成立水手训练班，每船配备5名当地舵手船工，向战士传授掌舵、撑篙、划桨、摇橹、拉帆、落篷、提放分水板，看风识浪和简单的修船补船技术。在雷州半岛及其附近的沿海地区，各种各样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的武器装备和练兵奇招层出不穷。就这样，指战员们经过短期强训，树立了敢打海战的信心。大军各批次渡海作战时，更有大批船工跟随渡送并直接参战。在战后的表彰中，南路共计有115名船工、舵手牺牲，400多名船工、舵手被评为“渡海功臣”，有200多人被记大功。
南路人民为支援解放海南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谓是举全区之力，而广东省为了减轻南路人民的负担，亦是举全省之力在物资和财力上支援南路、支援解放海南岛。在1950年广东省部署完成的四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配合解放海南岛，第二项是开展土改。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认为南路因要配合海南作战，钦廉地主大土匪多，所以恐怕不能像全省其他地区一样在当年冬天进行土改，因而推迟了南路土改的时间。没有全省乃至更大范围的支持，尤其是财政上的支持，南路支前是独力难支的。
南路人民支援海南岛战役的伟大意义
南路人民支援海南岛战役、助力渡海作战胜利，参与了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歼灭了3万多国民党军队，全部解放海南岛。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海南防线固若金汤”等国民党军制造的神话完全归于幻灭。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为巩固南疆、保卫大陆安全，保证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创造了重要条件。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抗美援朝。海南岛战役结束一个多月之后，朝鲜战争爆发。参加解放海南的原第十五兵团主力之一的第四十军成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4个军之一，第十五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及其领导机构，并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所，成为志愿军指挥机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或在渡海作战被拖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海南和南路得益更为直接。首先，海南、南路及内陆安全得到保障，自此可放心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其次，通过实际支援渡海战役，海南、南路人民深刻体会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无坚不摧的队伍，从而坚定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注：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党史特别委托项目《广东南路军民对海南岛战役的支援与贡献》（GD19TW02-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