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佚名|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
人會長大三次
第一次是發現世界不是為自己而轉的時候。
第二次是在發現即使再怎麼努力，終究還是有些事令人無能為力的時候。
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會無能為力，但還是會儘力爭取的時候。
致這些，勇猛果敢的青春
[2]伏尔泰|读书与思考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3]不可知论者
我的体会是不光是所思考或尝试建立的知识体系的不同，还存在方法论的问题，西洋强调传承，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太过功利的楚庄王式一鸣惊人，不求甚解或只求甚解(楚庄王生平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典故是Google出来的)。
中国人为何有小聪明没大智慧(这个引用链接有些敏感http://cl.man.lv/htm_data/7/1405/1096050.html)
我这里所说的智慧，是西方意义上的智慧，就是知识、定律与公式那些接近上帝的发现与创造，与中国人所说的智慧不大相同。中国的智慧形象代表诸葛亮式的人物，其实是欺骗与奸诈的技巧，与西方人所说的智慧完全不同。为什么中国人缺乏西方人所说的理性智慧？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深受儒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儒文化却不是爱西方式的智慧的文化，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愚民文化，这是中国人不爱智慧的最深根源。
孔子曾经明目张胆地主张愚民政策。他说，对待老百姓，就是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能够让百姓懂得太多的道理，而且他极力反对让百姓知晓法律与制度，因为，这意味着胡弄百姓会增加难度。因为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白了，就是要实现他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礼序。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是不存在争议的。有许多儒家学者为了为孔子辩护，利用古汉语没有标点的特点，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知”重新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起来就成了“老百姓许可就去做，如果不许可，就通过道理说服他们。”完全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民主自由派人士。但是，这点狡诈的心思却解释不了孔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式的暴怒，仅仅因为一个家庭舞会破坏了他的等级秩序，也解决不了孔子为什么要反对铸刑鼎。
在西方真正的智慧是与上帝的概念密切相联的。在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中，智慧是上帝所专有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不敢说自己有智慧，而只是不断地声称自己是一个“知道自己无知”的人，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没有智慧，但是，不同的是，他爱智慧。基督教里，人开始是愚昧无知的。是亚当夏娃偷吃苹果，使人开始变得有知识智慧，但是因此犯下了原罪。因为，只有上帝才允许有智慧，如果人有了智慧，就是触犯了上帝，因而有了原罪。人们可以无限地爱智慧，有如无限爱上帝，敬畏上帝，但是，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占有智慧。这种爱智慧的后面就是无限的追求，而不是占有。因此，在西方学术思想领域里，没有永远的权威，只有暂时的领先地位，而且后人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发展，这样才是合格的学者。
西方的智慧首先是建立在对自然宇宙的探究上，特别是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发现上。那些数字，公式，定律与其他奥秘，都是由上帝掌握的，探究这些东西就是无限接近上帝，无论是谁，无论其成就有多大，都不能够代表上帝，更不可能取代上帝。因此，在西方，一直存在一个学术思想相对独立的传统，这是一个相当独立的智慧大厦与思想王国，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完全与世俗世界相同。由于知识、思想是接近上帝的结果，因此，西方的大学最早都是以神学院为核心。英国剑桥大学最有名的学院“三一学院”就是神学院。牛津大学的最好的学院几乎都是与神学密切相关的，甚至其名字就是以基督命名的。比如，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 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在基督教里敬畏神与爱智慧，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在中国儒家文化中，虽然也强调反思，强调思考，比如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实所谓的学与思，在这里仅限于老师的心中的答案，而且其范围主要是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世俗事务，与大自然的奥秘无关，与上帝更是沾不到边。另外，像孔子所说的“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都直接表明所思的内容与目的，就是世俗人情世故，并无真智慧的内涵。其实在《论语》里，曾参把孔子思的内涵说得更明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三省吾身”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每天所应该思考的内容不过是一些人际交往与世俗的事务的原则，即忠、信、习。“传而习”更是一种继承关系，纯粹只是一种传授与接受的关系，不存在什么独立思考，严重缺乏反思、质疑、问难，特别是创造的智慧，不会有探究知识与智慧的奥秘所需要的怀疑精神与批判能力，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都让中国人远离了真正的智慧。
在中国儒家文化里，最早传入中国的那些西洋天文、历法、数学、三角、几何、万民法，以及按照科学原理与定律发明创造出来的各种先进技术与工具等等，都被污蔑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等等而登不了大雅之堂。相反，死背圣人的训导章句，参加科举，获得功名利禄，则成为所谓的正道，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愚民的过程，其实也是反智的过程。通过科举考试，将人们思考的天性与能力消灭，将人的心智作最大程度的抑制与摧残，从而保证皇权江山万万年，因此，唐代李世民在成功举办了科举考试取士之后，会由衷地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说明通过这套办法成功地剥夺了读书人的心智，从而变得好驾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其实所谓教育，从来没有真正走出过这种愚民式的教育，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反教育。真正的教育是培育人的心智，热爱与追求智慧的，但是，中国的教育却是让人厌恶智慧（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学习就是痛苦的，因此要特别强调意志与刻苦精神。），让大脑学会愚笨从而变得愚忠愚孝，从而方便统治的。用这样的标准选拔人才，在中国的统治者中的所谓仁者，其实常常就是其愚无比者。
这种教育如果只是在自己的文化内循环，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一经遇到外敌入侵，别的文化挑战，就会不堪一击，这些历史我们已经看到了。（李一无所知）